“印方目前仍未同意为中方最后一名驻印记者延期签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6月12日的表态，让各界再次聚焦印度对中国驻印记者采取的不公正、歧视性措施。《环球时报》记者日前采访了两位此前常驻印度的中国记者，请他们讲述在印度的真实经历。这两位记者虽然在印度受到过各种刁难，却依然认为两国应该增强媒体交往，增进了解和交流，为本国民众提供西方媒体之外的视角，以免发生误解和误判。

出签难，就是要记者把心悬到最后一刻

(资料图片)

按照单位的安排，张聪（化名）将在印度驻站3年。在申请签证之前，前任驻站记者就提醒他说，中国记者申请印度的签证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少则半年，多则一年，要做好很久之后才能赴任的准备。其实，印度“出签难”在中国媒体界已经是“共识”，因此在给即将赴任的记者安排工作时，媒体会将这一因素考虑进去，给记者安排的工作至少也是半年以后的。

对于张聪来说，幸运的是他的签证3个多月就申请下来了；不幸的是，这只是他此后3年多时间反复申请签证“旅程”的开始。在赴印前，印度驻华使馆给中国记者颁发的常驻签证一般有效期是3个月。在抵达新德里后，记者还需要向印方申请正式的常驻签证，这个过程被称为“延签”。张聪几乎每次拿到的延期签证有效期也只有3个月。

张聪认为，印度给中国记者3个月的签证是经过计算和考虑的。外国记者在印度租房、办理银行卡和记者证，都需要暂住证。按规定，记者到达印度后首先要到当地警察局办理暂住证，但办证的条件是必须有6个月及以上的签证。印度给张聪的签证让他无法办理暂住证，也就无法办理银行卡和网络服务等，给他在印度生活造成极大的困扰。张聪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他通过“变通能力非常强的”印度中介公司解决了租房问题，“不知道他们通过什么途径，但搞定了这件事”。

不过，办理银行卡就没那么容易。张聪跑了很多家银行，都说办不了。最后他在新德里一家渣打银行软磨硬泡了两个多月，该银行的工作人员才表示可以试试，这一试就是4个月。最终，在到达印度半年多后，张聪才把银行卡办下来，之后才用银行卡绑定了租车APP，这样他网上打车也方便多了。印度没有中国招手即停的出租车，打车时需要打电话给出租车司机订车。

根据印度的规定，驻印外国记者的记者证通常要一年一续，有效期与签证“同步”。中国记者经常面临记者证有效期短、过期后印度新闻局不予续发的问题。张聪驻印期间，一直没有申请到印度记者证，这给他在印度开展工作造成了极大的阻力。

即使是有效期只有3个月的签证，也并不好申请。张聪介绍说，按着印度外交部的要求，延签需要提前3个月申请，提前申请时间至少不能低于1个月，否则记者就会遭到申斥或者延期收到签证。张聪在抵达印度后，首先做的事情就是准备好延签证件进行线上和线下申请。

在完成申请后，记者能做的就只有等待。签证下来后，印度外交部会打电话让记者去取。不过，张聪驻印3年只接到过一次这样的电话，也就是最后一次申请签证时。其余时间，印度外交部一般都是在张聪签证过期前一天给他延签，有一次还是他签证过期一天后才给。张聪表示，每次去取签证，基本都要从上午等到下午，印方工作人员一般到下午5时快要下班时才会给他签证。张聪说，打印签证的时间其实很短，但印方就是要让记者把心悬到最后一刻，在最后一天最后一刻才给记者新签证。

张聪刚到新德里的第一个月，就遇到印度不给新华社3名记者签证、变相驱逐中国记者一事，因此在驻印期间，这种不安和担忧一直萦绕在他心头。加上要不断申请签证，张聪感到身心俱疲。

将“合法但不合理”发挥到极致

2018年7月的某一天，胡博峰抵达新德里英迪拉·甘地国际机场，开启了他的驻印工作。2018年到2019年是中印关系的“小阳春”。当时，两国刚刚从洞朗对峙的阴霾中走出来。作为两国关系缓和后第一个拿到常驻签证的中国记者，胡博峰开始的“运气”还不错。与此前大部分中国记者的遭遇不同，2018年包括胡博峰在内的中国记者都获得了有效期1年的签证，大家还为此专门组了个私人饭局“庆祝”。

胡博峰表示，从2018年8月到2019年8月，是他在印度工作最顺利、也是对印度了解最深入的一年。在这一年里，这位首次驻印的记者开始体会到“印度是新闻富矿”这一说法的真正含义。在与当地政府、智库、高校的深入交流中，在和当地普通民众的日常攀谈中，胡博峰对印度的认知每天都在刷新，完成各类见报稿件接近300篇。

转折发生在2019年9月。从那时开始，包括胡博峰在内的所有中国驻印记者的签证几乎都变成了“每月延签”，也就是说每次获批签证的有效期只有1个月。根据印度的规定，外国人在印度使用手机、银行、互联网等服务与签证的有效期挂钩，所以外国记者在拿到延期签证后做的第一件事，一般都是前往自己的开户银行、电信网点提交新的签证复印件，以免被强制注销各类账户。

印度“每月延签”的做法让中国记者疲于奔命——除了繁忙的工作，还要每个月至少抽出总计约1周的时间来准备延签材料、跑政府窗口以及向银行、电信部门等提交签证复印件。如果不能及时获得延期签证，记者在印的工作生活会受到极大影响。

胡博峰表示，2020年年初，他没能在前一签证的有效期内向电信公司提交新签证的复印件，导致手机被停机销号、家里的互联网服务被中断，银行也发来电子邮件说“如无法提供新的签证复印件，您的银行账户将被注销，存款有被没收的风险”。

胡博峰拿着新签证跑了一圈，才恢复了互联网和银行服务，但电信门店员工说旧手机号找不回来了，只能申请新号。如果换新的电话号码，胡博峰需要告知所有联系人和采访对象。为了避免这一问题，他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对电信门店负责人反复诉说原来电话号码的重要性，并请这位负责人共进下午茶，才最终要回了原来的电话号码。

胡博峰的遭遇并非个例。在他驻印期间，法国等一些国家的记者也需要“每月延签”。一名法国记者说，这和印度政府2019年突然取消印控克什米尔地区自治地位后遭多国批评有关，印度可能出于报复才对这些国家的记者实施了“每月延签”的政策。胡博峰曾与印度外交部一名官员交流，希望后者解释“每月延签”的理由。对方给胡博峰的答复是：“去问你的使馆（人员）吧，他们清楚。”这似乎暗示了印方的做法是一种外交报复。

2020年3月，印度新冠疫情暴发，全印进入为期3个月的封城状态，中国记者的签证也从“每月延签”改为每3个月延签，并且不必再跑政府窗口了，可以拿到电子签证。虽然仍然很不方便，但相比之前来说，境遇算是好了不少。

2021年，胡博峰驻印任期结束。回顾驻印3年，他表示，一半多的任期都因为签证问题受到影响。胡博峰总结说，印度在签证问题上对中国记者的刁难，其特征是“不舒服但合法”，印方始终在本国法律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挖掘”所有能够让常驻记者“不舒服”的点并最大化地加以利用。“印度的行为合法吗？合法！合理吗？绝对不合理！”胡博峰说。

驻印记者真心希望安心工作

自2020年以来，印度拒不审批中方记者赴印常驻申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6月12日表示，有的中方记者等待驻印签证已达3年之久，中国驻印度记者已经从此前的14人锐减至目前的1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此前称，中方最后一名驻印度记者的签证也已经过期。一位原计划2022年驻印的中国记者向《环球时报》记者讲述了他的遭遇。在向印度驻华使馆提交签证申请后，印度使馆通知这位记者去面签，但是之后等了一年多时间他也没有获得签证。这位记者表示，在自己向印度大使馆询问相关情况时，后者给出的答复是“正在办理”。

印度与南亚问题专家马加力表示，前些年印度就在工作签证问题上限制过中国记者，但这次表现得更加无理和荒唐。马加力称，印度的泛政治化倾向使得该国对其他国家的媒体也做出过限制，但由于新德里在情感上对中国存有芥蒂，所以他们对待中国媒体会更加“严苛”。

“如果说记者是两国人文交流的纽带，那么常驻记者无疑是这条纽带上的‘平安扣’。”胡博峰说，驻印度的中国记者既要克服高温酷热等生活环境方面的挑战，还要不时面对交流或采访对象因为历史问题对中国产生的误解和不理解，而印度政府在签证问题上对中国记者的刁难，让他们的工作更为艰难。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刘宗义称，两国互相派遣记者是为了更客观、详细地了解当地情况，让本国的决策者在制定政策有据可依，所以印度驱逐中国记者的行为等同于“自毁耳目”，不仅亲手切断了自己的信息搜集渠道，还让双方在处理两国关系时面临误判的风险。马加力认为，印度驱逐中方记者不会让它在处理对华问题上拥有任何优势，反而会因沟通出现障碍给中印关系带来更多负面影响。

除了变相驱逐中国记者外，在与中国进行学术交流方面，印度也在开倒车。刘宗义介绍说，新冠疫情限制放开后，一些计划访问印度的中国学者在办理签证时也遭到拒绝，并且印方没有给出明确理由。中国外交部亚洲司5月末则邀请了一些印度媒体记者来华参访，展现了对印友好姿态。

刘宗义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一些与他有联系的印度驻华记者表示，印度官方不应拿中国记者“撒气”，这样只会造成两国关系的恶化以及决策误判。在中国在记者问题上采取对等反制措施后，有印度驻华记者表示，对中国非常不舍，这些年他们的采访报道给印度决策者和印度民众提供了关于中国的印度视角。过去这么多年印度对中国缺乏了解，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大多数时候是通过西方媒体来看中国的，这也令中印双方的交往产生了很多问题。

张聪在回顾自己以及其他中国记者在印度遭受的种种刁难时表示，心中有种“悲凉感”，“真心希望这种不公正、歧视性待遇能够结束，让驻印中国记者能够安心工作，真实、客观地报道印度新闻和中印两国合作”。胡博峰呼吁中印作为邻国能够彼此尊重，尽快克服当前困难，走上一条合作共赢的道路。汪文斌表示，中方愿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原则同印方保持沟通，希望印方同中方相向而行，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尽快为中方常驻记者审发签证，取消对中国记者的不合理限制措施，为恢复中印两国媒体正常交往创造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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